一九四九,開國的“前夜”發生了什么

時政速遞|來源:中央政法委長安劍2019-10-06 10:39:00|網絡編輯:劉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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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的1949年是在兩份新年獻詞中到來的。一份出自毛澤東,另一份出自蔣介石。這使那個元旦在歷法以及更廣的意義上,都屬于辭舊迎新的一天。

在河北的西柏坡村,毛澤東在他的獻詞里說:“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,我們應當加緊努力。”

他的頭一句話就洋溢著自信:“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,這一點,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。”他誓言將向長江以南進軍。

長江以南,“金陵王氣黯然收”的南京,蔣介石在總統府宣讀了他的《新年文告》。他已決定下野,脫了戎裝,身著長袍,對種種問題引咎自責,表示“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,能作確切的表示,政府必開誠相見,愿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”。

而毛澤東用希臘《伊索寓言》“農夫與蛇”的故事,鼓勵國人做出選擇。他還宣布,這一年要召集“政治協商會議”,組建“民主聯合政府”。

70年后,曾在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上親手投票決定組建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的人里,僅剩一位在世了。他在北京一個安靜的社區里深居簡出,由于雙目失明,他已無法目睹這個國家最新的樣子。

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,這位名叫田富達的老人吃力地回憶著過去。他的記憶已不太完整。談到興奮之處,他身體前傾,向著空氣伸出雙手。用這雙手行使投票權的時候,他還只是一個剛滿20歲的年輕人,與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宋慶齡、李濟深等人同在一個會場。他記憶深刻的是,那次會議決定了“中國要走什么路”。

包括政權的締造在內,許多事情都是在這個會場里決定的:國旗上有無必要出現黃河、斧頭和鐮刀;電影插曲《義勇軍進行曲》能不能當國歌;國號是“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”還是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,甚至,國號可不可以簡稱“中華民國”。

用毛澤東的開幕詞來說,“將決定關于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事宜”。

而田富達本人在那決定性的大會上的發言磕磕巴巴——當時他是沒怎么受過漢語教育的臺灣高山族人,表示希望“趕快解放臺灣人民”。這個愿望至今也還沒有達成。

事實上,臺灣問題是1949年留給后世的少數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。

1

1949年是解決了很多問題的一年。“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”,毛澤東在這一年說出了他流傳最廣的名言。

與后世許多人的印象不同,這句話的出處不是10月1日的開國大典,而是10天前的政協會議開幕式。原話是:“諸位代表先生們: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,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,它將表明: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。”

當年為此熱烈鼓掌的代表,只剩田富達了。另一位代表謝邦定逝世于2019年5月,在此生寫過的最后一篇回憶文章里,這位98歲的老人形容:“這一場景,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腦子里。”

時任政協會議籌備會副秘書長孫起孟注意到,鄰座幾位年事較高的代表一邊流淚,一邊“使勁拍掌”。

那次會上,選擇國旗是令田富達最為激動的環節之一。在眾多選項里,他選了那面紅地五星旗,“大多數人同意這個版本”。

幾天后的開國大典,他站在天安門城樓的欄桿邊,流著淚欣賞了它的第一次升起。

1949年的中國,升起和墜落同時發生。

宣讀《新年文告》一個多月前,蔣介石剛剛失去了“國民黨第一支筆”陳布雷。他的眾多文稿出自陳的手筆,包括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萬青年十萬兵”,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名句。

但陳布雷拒絕見到1949年。在一個夜里,他服下了兩瓶安眠藥。留給蔣介石的遺書里,他說自己“書生無用,負國負公”。他的子女已入了共產黨。

1948年最后一天,學者胡適與傅斯年在南京對著“滾滾長江東逝水”,喝酒,吟詩,落淚。兩天后,胡適將他們吟誦的陶淵明的詩句抄在日記里:“種桑長江邊,三年望當采。枝條始欲茂,忽值山河改……”

那份新年獻詞里,毛澤東創造了一個在后世頗為流行的句式——“將XX進行到底”。“XX”可以是“改革”“價格戰”“低碳”甚至“愛情”,但在1949年,毛澤東所說的是“將革命進行到底”。

到這年3月,河北唐山的陶瓷廠工人李向東說,他們在茶壺上面不再畫金魚、美人和蘭花,畫上了“將革命進行到底”,還有“打到臺灣去”。

臺灣是田富達的老家,也是蔣介石即將退守的那個中國第一大島。他已為后路作了安排,包括向島上輸送有價和無價的物資:一噸一噸的黃金,一箱一箱的故宮珍寶,一片一片刻著甲骨文的龜甲。

這年除夕的前一個寒夜,一艘叫“太平輪”的巨輪與另一艘船相撞沉沒,被稱為“中國的泰坦尼克號”。隨它沉沒的有紗廠的機器、銀行的文件和近千人。

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時的中國:有的沉入水中,有的浮出水面。

“1948年終于過去了,這也宣告了一種政治體制和一段歷史的終結。”時任美國駐華大使、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在他的回憶錄里說。他目睹蔣介石“周圍的環境不斷崩塌”,想到了自己前任的一番話——日本剛剛入侵中國時,那位大使說,中國正在上演一出歷史劇,而我們只是坐在前排的觀眾,只能觀賞它,而不會對劇情有任何的影響。

“當時,我還在懷疑作為美國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觀眾,直到現在,這個觀眾換成了我,坐在一個豪華的包廂里,觀看一場更為悲慘的演出。”

但20歲的田富達在華北軍政大學校園里讀到毛澤東的新年獻詞時,想的是,“中國解放,不會是很遠的事了。”

2

時間比預計的要早。中國共產黨的計劃是,自1946年6月算起,用5年時間打倒國民黨。

1949年元旦,內戰進入了第三年,解放軍在兵力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。具有決定意義的“三大戰役”,東北的遼沈戰役已經結束,華東的淮海戰役中,國民黨的將軍杜聿明收到了解放軍發給他的單刀直入的“敦促投降書”。

“你們想一想吧!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好,就這樣辦。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,那就再打一下,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。”

淮海戰役打完兩周后,民主黨派領袖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、沈鈞儒、馬敘倫、譚平山、朱學范、蔡廷鍇、章伯鈞、郭沫若、茅盾等55人,聯名發表《我們對時局的意見》,支持解放軍進軍江南:“革命必須進行到底。”

只隔了兩天,在天津得勝的解放軍士兵羅士杰在家書里說,“只要再有一年,這個全國光明的日子就會來臨”。

圍繞1949年,很多人都在計算時間。南京政府代理總統李宗仁算錯了。他以為,“同共產黨隔江對峙個三年五載還是可以的”。

田富達的同齡人牟明亮,一位來自山東的士兵更加迫切。他在1948年3月的家書里說:“大人在家好好安心吧。蔣介石就在今年滅亡……”

不幸的是,他犧牲在勝利前夜——解放軍渡過長江的決定性戰役里。

1949年4月25日早晨六點半,正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突然被人吵醒,發現臥室進了幾個士兵——解放軍渡過了長江。

“其中一個人對我的仆人說,所有的一切都是屬于中國人民的,他們很快就會全部拿回來。”他這樣記錄。

兩天后的夜里,解放軍的指揮官鄧小平、陳毅等走進了總統府。在蔣介石從前的辦公室里,鄧小平講了個笑話:蔣委員長懸賞緝拿我們多年,今天我們找上門來了。

下野的蔣介石原本希望避免這樣的局面。1949年前3個月,國民黨試圖通過和平談判,劃江而治,在中國形成“南北朝”。

南京政府還找過司徒雷登,希望美國聯合其他幾個強國交涉。“我知道這是毫無用處的,可還是遵循他們的意思進行了嘗試。”但是,其他國家都禮貌地拒絕了,并表示這是屬于中國內政,應該由他們自己來解決。”

4月1日,以張治中將軍為首的代表團赴北平談判。在司徒雷登印象里,這就像“愚人節的玩笑”。談判沒有成功,而且對國民黨開了個玩笑——談判代表張治中、邵力子、章士釗等人,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,他們最后都出席了政治協商會議。

之后的幾十年,國民黨軍官陳寶善一次次反思過失敗。他“做夢也沒想到”,會落敗到這種程度。在他看來,解放軍的訓練不如他們,補給也不好。“我能說出的原因是,軍心變了。不然怎么會垮得這么厲害呢?”

根據解放軍的師長高銳的說法,攻打濟南的時候,做法是“邊打邊俘邊補”——打下一個據點,馬上清查一下俘虜。俘虜掉頭就參加攻城,換下國軍的帽子,或者,直接去掉帽徽。

田富達曾是俘虜。他17歲時參加了國軍,稀里糊涂從家鄉臺灣到了大陸。第一次上戰場,他的槍托被解放軍的子彈打穿,他問怎么辦,排長說:“扔了扔了!”

“還有200發子彈呢?”

“扔!”

“很痛快”,他揮著手,回憶起戰場上的對話,以及第一次上戰場被俘的經歷。

他還記得上戰場的路走了9天——“走向解放”的9天。

“我們被‘解放’得很快,早上10點就‘解放’了,中午就問我們,你想回去還是想留下來?”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。

回去,部隊會發給三塊大洋。他想了半天,加入了解放軍。

田富達少年時的名字是“富田達夫”——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到1945年日本投降,臺灣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。日本投降那天,他“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”。

陳毅曾形容,淮海戰役的勝利是支援前線的百姓用小推車“推出來的”。國民黨高級將領楊伯濤被俘后的見聞,部分印證了這一點。

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他看到,村落里炊煙陣陣,人聲鼎沸,“共軍和老百姓在一起,像一家人那樣親切”,有的圍著一個鍋臺燒飯。他明明帶領大軍經過同一個地方,所見的是門窗緊閉。

楊伯濤感慨:“我們這些國民黨將領,只有當了俘虜,才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面。”

“共產黨正是在國民黨經濟與政治政策挫敗、喪失民心的氛圍之下,才贏得關鍵性的軍事勝利。”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指出。

司徒雷登也承認,盡管自己在國民黨中有很多好友,但此時的國民黨,“幾乎擁有了它當初推翻的那個腐朽政府的一切惡習”。

1949年7月31日,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里說:“他們不是被從外部打敗的,而是內部系統的自行崩潰。”

國民黨撤到臺灣時,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里,僅有9人赴臺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做過國民政府考試院長,受蔣介石邀請同乘飛機赴臺,他的學生周恩來托人捎信,“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。”“飛飛”是周恩來上學時的筆名。張伯苓拒絕了蔣介石,分手時,蔣介石因為失望,沒太留神,將頭磕到了車門框上,“咚”的一聲。

3

在福州,一位92歲老人也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,簽字歡迎解放軍入城。他叫薩鎮冰,早年投身清末的洋務運動,甲午海戰中,他任北洋水師副將。

很快,薩鎮冰的名字,出現在1949年參加政治協商的662人名單里。

政治協商這件事情,在內戰時的中國不是第一次出現。

3年前,重慶有過一次“政治協商會議”,國民黨、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等黨派都參加過。但最后,國民黨撕毀了決議,在民主程序缺席的情況下召開國民大會,起草憲法。歷史學家史景遷的評語是,“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回憶起1914、1915年間,袁世凱對憲法與國會的操弄。”

1948年4月30日,中共中央發布紀念“五一”勞動節口號,又一次發出了號召。有別于舊的,這次提出要召開“新的政治協商會議”。

“五一”口號發布當天,毛澤東給身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李濟深、中國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負責人沈鈞儒寫信發出邀請,他提議開會的地點在哈爾濱,時間在1948年秋季。

哈爾濱是共產黨占領的第一個大城市。1948年,它陸續見到了從不同通道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。

民革領導人之一朱學范曾在東北的農村和企業調研了40天,他寫信告訴李濟深,他在這里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氣洋洋,“有了生氣”。

沈鈞儒等人是從香港乘蘇聯貨輪來到的,先到朝鮮的羅津港上岸,再到哈爾濱——他們要躲開國民黨的封鎖。

抗日名將馮玉祥的骨灰后來也到了這里。在此之前,他已與蔣介石決裂,在美國訪問時就被中華民國吊銷了護照。他從美國啟程回國參加政協會議時,當時的報紙標題為:“馮玉祥離美歸來參加新政協確信民主必勝”。

這年9月1日,馮玉祥搭乘的蘇聯“勝利”號輪船在黑海失火,他不幸遇難。兩個月后,他的妻子李德全帶著骨灰盒到了哈爾濱,呼吁他的老部下“掉轉槍口”。

這一年的松花江,出現了冰封后又解凍的奇觀。沈鈞儒賦詩一首,稱贊“地氣也隨人事轉,從今北雁不須南”。

中國的局勢也在“冰雪消融”。隨著時局的演變,這些人持續向南。他們在哈爾濱繁華的馬迭爾賓館里談過政治協商的事項。遼沈戰役打完,他們又在沈陽談。郭沫若、馬敘倫、許廣平等人在乘船赴約的途中,還是從魯迅與許廣平年幼的兒子周海嬰擺弄的收音機里,聽到了沈陽解放的消息。

等到1949年1月19日,毛澤東、周恩來發給宋慶齡的邀請電報里,說的是“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”。

兩天后,“華北剿匪總司令”傅作義決定起義,交出北平。

4

消息在一個傍晚傳來。

下午六點,北平的居民從收音機里聽到:“請聽眾十分鐘后,聽重要廣播。”

五分鐘后。“請聽眾五分鐘后,聽重要廣播。”

第三次:“請聽眾一分鐘后,聽重要廣播。”

人們一分鐘后聽到,國民黨守軍與解放軍達成了《關于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》。

解放軍在2月3日舉行了入城式。隊伍經過前門箭樓時,忽然拐彎,進了東交民巷。人們驚喜交加。那里過去是外國使館區,是中國飽受欺凌的象征之地。

10天后,第一次到北平游覽的解放軍軍官宋云亮,給未婚妻寫了一封信。他介紹了這座城市里的電車和“比馱糧的小毛驢還多”的汽車。這一天最使他興奮的是,去了東交民巷。

“聽說原先國民黨統治的時候,這是‘外國地’,中國人是不大敢去的,可是今天北平已經是人民的城市了,東交民巷的外國人們也再不那么盛氣凌人了。”他告訴戀人。

關于北平,田富達所能記起的是傅作義的參會資格問題。他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:“傅作義要當代表,很多人特別是解放軍的同志想不通。”

解放軍與傅將軍的部下剛剛在戰場上互為死敵。有人說,見到這些國民黨,就想起犧牲的戰友。

田富達說,在政協會議之前,他所在的軍隊黨小組議論過傅作義的資格問題。組長朱德作了表態,平息了議論。“朱老總說,想不通也得想通。他雖然殺了不少共產黨,但是他也立了功了,你看,我們現在開會的北京,安安靜靜,他有功勞。”

就此,毛澤東也曾說過:有些代表性人物,我們不能代表,不然,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。

傅作義到政協會議報到時,是開幕前兩天,他剛在綏遠和平協定上簽完字,趕回北平。飯店的房間不夠用,陳毅把房間讓給了他。

所有代表里,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最為特殊。北平是孫中山逝世之地,她本不想回到這里。鄧穎超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去上海接她,周恩來信里的“略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”,“略”字被毛澤東改成了“謹”字,更顯恭敬。毛澤東自己的信,干干凈凈,無一處涂改,與他平日風格迥異。

鄧穎超在上海等了兩個多月。

當宋慶齡抵達北平,毛澤東登上火車迎接。

為了等到這些人,為了舉行政治協商會議,最先協商出的134人組成了籌備會,分為6個小組工作,運轉了三個多月,從6月15日開到了9月20日,比“三大戰役”的任何一場都要曠日持久。

毛澤東在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:“中國人民將會看見,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,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,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,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,治好戰爭的創傷,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。”

說這番話時,他左手拿著發言稿,右手不時揮舞。說到“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”,他手臂上揚,做了個向上劃的手勢。當說到中國“如太陽升起”,他的手臂更大幅度舉起。

這3個月里,按照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”的原則,產生了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662人的名單。

根據中國政協文史館三級職員李紅梅的研究,中國當時有近百個大大小小的政治團體,并非所有團體都會接到邀請。例如,“中國農民黨”“青洪幫”等超過20個黨派就不在其中。共產黨員約占44%,各民主黨派代表約占30%,無黨派人士約占26%。

662人里,國民黨名將楊杰的遭遇令人扼腕。他死在政協會議開幕兩天前,國民黨派出的特工在香港經過一番偽裝暗殺了他。會議代表名單上,他的名字加了黑框。按席次,他是第55號代表。

5

9月21日晚七點,第55號代表沒能抵達的政治協商會議,終于開幕了。

綜合田富達和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記憶,參會的人有穿工裝的,穿長袍的,穿短衫的,穿旗袍的,穿西裝的,穿軍裝的,戴瓜皮帽的;有說漢語的,說英語的,說客家話的,說蒙語的,說藏語的。

“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,能夠聚在一起開會,討論建國大事,對我來說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。”費孝通說。

周恩來的履歷表填得很準確,他沒忘記填寫自己用過的兩個別名,學歷一欄填了“南開大學肄業”和“留學法國”。宋慶齡的那張表格顯示她來自上海,屬于“特別邀請”代表。但毛澤東填錯了,學歷寫了“小學”也寫了“師范學校”,沒有填寫年齡,反而把籍貫寫到了年齡一欄。這時他56歲,會后,他和他的畫像都將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。他會成為這個古老國度一個新生政權的領導人。

他的“永久通訊處”一欄,只寫了兩個字:“北平。”

提交表格時,這些人的身份都是代表,每人都要簽到、驗證。

開會地點是中南海懷仁堂。事先請建筑學家梁思成主持了改建:在天井上加了頂子,改成了會堂。否則,容不下那么多人。

在這個地點,慈禧太后駕崩,八國聯軍設立了指揮部,袁世凱的靈堂也設在這里。但此時,舊的地點迎來了新的事物。

主席臺上對稱掛著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巨幅畫像,中間是政協出爐不久的會徽,兩側是解放軍軍旗。

毛澤東以政協籌備會主任的身份宣布大會開幕。軍樂隊奏起《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》,會場外響起禮炮,全體代表鼓掌,時長5分多鐘。

有人發現,連軍樂隊都是從國軍投誠過來的。

主席團成員謝邦定記得,臺上未設座位,不說“就座”,主席團登臺時,說的是“就位”。

毛澤東濃重的湖南口音在會場里回蕩:“如果我們的先人和我們自己能夠渡過長期的極端艱難的歲月,戰勝了強大的內外反動派,為什么不能在勝利以后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呢?”

他的開幕詞持續了18分鐘,引起41次掌聲。

氣象學家竺可楨記過人們的發言時間,比如,劉少奇講了14分鐘,宋慶齡12分鐘,何香凝15分鐘,華僑司徒美堂加上翻譯13分鐘。

幾年前曾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過執政“歷史周期率”的教育家黃炎培記得,直到夜里十一點才散會。晚上有“大雷雨”,等到會議結束,雨已停了。

文史學家宋云彬的日記里說,宋慶齡的演講詞“最為生辣,毫無八股氣”,可惜她說的是上海話,有失力道。她發言時,雷雨大作,電燈忽滅,幸而不久又亮了起來。

除去休息,會議開了8天,共有85人發言。

宋云彬的日記里,留下了這些點評:梅蘭芳善唱戲,但讀演講詞“不成”;陳嘉庚方言太濃,必須靠人翻譯,他逐字念稿,像“過去私塾先生念書”。傅作義的發言“最坦率”。

傅作義在會上說,今后將以“將功折罪”的心情,為新中國的建設盡力。他贏得了20次掌聲。

作家劉白羽認為,國民黨高官傅作義等人的發言之所以博得掌聲,并不是由于他們做了歷史的見證,更重要的是“如百川之趨大海”,顯示了人心所向。

48歲的農民代表李秀真,兒子死在了戰場上。她穿著對襟上衣,上臺顫抖著說:“我們開這個大會不容易啊!這是千千萬萬人的血汗換來的,我的兒子沒有親眼看見新中國,我做娘的替他看到新中國。”

黃炎培把新中國比作“新建的大廈”,由許多鋼骨水泥的柱子撐起,第一是中國共產黨,還有各民主黨派、人民團體,大廈的主人是“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”。

田富達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來到這里。他20歲,很多事情似懂非懂,是會場里最年輕者之一。他的漢語水平不好,發言稿準備了兩天,經過了臺盟一位工作人員的潤色。即便如此,他也念得不太流利。

發言后,他情不自禁過去握住了毛澤東的手。毛澤東對他說了什么,他因為心情激動,一句都沒聽清。

6

代表們將要決定的最重要文件,是政治協商會議的《共同綱領》。它是建國綱領,具有臨時憲法性質,決定了國體、政體等大事。

這份綱領的草案,最早是李維漢起草了一個版本。然后,周恩來把自己關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一周,嘔心瀝血,寫出了另一個版本。先后經過三次起草,三次更名。

毛澤東批示其中一版時,曾提醒為他送件的胡喬木,“你應注意睡眠”。

在最終通過的版本里,第一條是:“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……”

據謝邦定回憶,有些代表曾建議把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明確寫入,周恩來解釋,新民主主義一定要向社會主義發展,但在現階段應該通過宣傳、解釋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人民看。暫時不寫出來,不是否定它,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。

在綱領的草案里,周恩來寫著:“中華人民共和國(簡稱中華民國)……”

與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的產生方法、政務院的架構等相比,國號是引發爭論最激烈的。

毛澤東在籌備會全體會議上喊的3個口號,有一個是“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”。

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認為,“人民”已經表達了“民主”的意思。黃炎培和張志讓則主張要用“民主”二字,并認為以后可改稱“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”。

至于簡稱,提議“中華民國”和“中華民主國”的都有。

在一個征求意見的場合,年過八旬的司徒美堂說:“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,我尊敬孫中山先生,但對于中華民國4個字,則絕無好感。理由是中華民國,與民無涉。”

9月27日,政協全體會議最終決定,國名是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,不要“中華民國”簡稱。

周恩來在這天補充說明不再寫“簡稱中華民國”時,會議記錄專門提到,此處有“掌聲”。

這一天,還決定了國旗、國歌等事項。籌備會此前登報發布了征集啟事,國歌收到632件曲譜、694首歌詞,但沒找到滿意的。馬敘倫、徐悲鴻、郭沫若等人主張,暫用抗日戰爭時期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。

但有人說,歌詞“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已經過時。郭沫若、田漢等都認為可以修改歌詞。張奚若、梁思成舉出法國國歌《馬賽曲》為例,主張不改,保持完整性。

周恩來也贊成不改。他說,這首歌在抗戰中起過巨大的鼓舞作用,盡管新中國成立了,我們還要“居安思危”。

這次討論,在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合唱中結束,合唱者包括詞作者田漢。

國旗的應征圖案在一個月里收到了2992幅,其中從美洲寄來的國旗圖案23幅,還有的來自國民黨統治區。

征集啟事明確要求“紅色為主”,應征圖案里三分之二是紅色,仍有三分之一以白、藍、黃等為底色。

朱德設計了一個版本,旗子左上角為藍色長方形,嵌有紅五角星;陳嘉庚設計的那面,有鐮刀和斧頭圖案;郭沫若設計的國旗上有兩個長條,象征長江和黃河。他們都落選了。

張治中坦言,他不欣賞旗子中間帶有黃杠,認為有國家分裂之感。

正式會議期間,初選委員會將累計收到的3012幅圖案選了38幅印發全體代表討論。第32號當選,但是作了一定的修改,去掉了最大那顆星星上原有的鐮刀和錘子元素。因為像模仿蘇聯國旗,這個圖案本來是被淘汰的,幾經討論,又復活了。

它的設計者、上海市民曾聯松,一年后收到了中央政府寄來的政協紀念刊一冊和人民幣(舊幣)500萬元,“作為酬謝你對國家的貢獻,并致深切的敬意”。

9月27日,《國旗、國都、紀年、國歌決議草案》通過:國都定于北平,改名北京;紀年采用公元;國歌未正式制定前,以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為國歌;國旗為紅地五星旗,象征“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”。

消息傳出,前門大街的瑞蚨祥布莊,紅布快速售罄。

開會期間,田富達住在另一位代表、臺灣同鄉會會長林鏗生家里。很多同鄉來打聽消息。“人們最關心的是誰當主席,”他說,“也關心首都在哪兒。”人們猜測,毛主席既然到了北平,那么石家莊就不會是首都。

會議最后一天下午,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、副主席及委員。

投票者576人,每個都很慎重。據劉少奇報告,無人棄權,沒有廢票。毛澤東當選主席,得票是575張。

投票過后,代表們從懷仁堂到了天安門廣場,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。豎立“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”,也是他們在會上決定的。

已是傍晚,毛澤東在暮色里宣讀了他起草的碑文:

“三年以來,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!三十年以來,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!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,為了反對內外敵人,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,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!”

謝邦定“有點意外”,他沒想到,會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犧牲的先烈,悉數納入“人民英雄”之列。

這幾天的很多事情都塑造了這個國家。就連馬敘倫在請假缺席中提出、由魯迅遺孀許廣平代為轉達的一個建議,最后也影響后世:希望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。

田富達是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成員,在他印象里,9月30日,宣言很快就獲通過。

“中國的歷史,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。”那份宣言說:“全國同胞們,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,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。”

那天晚些時候,北京飯店里舉行了近800人的慶祝宴會。根據孫起孟的記錄,“人人都多喝了些酒,因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。”

田富達那個晚上興奮得沒有睡好,因為,“要開國了”。

10月1日下午三點,那個湖南口音拖著長腔宣告:“同胞們,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!”

第一面國旗在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中升起。

城樓上的田富達流下了眼淚。他四處眺望,見到了他所在軍校的臺灣學員。他們原本要參加分列式,結果改去了觀禮臺。他們含淚遙遙招手。

而那位曾在參觀東交民巷后興奮不已的炮兵宋云亮,迎來了他更難忘的時刻:在開國大典指揮鳴放禮炮。

這個時候,蔣介石在廣州的一個公館里,靜靜地聽到了無線電波送來的湖南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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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間,見證者們漸次離開了人世。李紅梅和同事今年9月出版《人民政協誕生實錄》一書,4月曾去醫院探望謝邦定,約好等他出院后再去拜訪,一個月后,聽到了他去世的消息。

2019年9月20日,田富達出席了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。他是特別邀請嘉賓,坐在頭一排。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,只能聽到人們在說話,在拍手。過后,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,置身于那個會場,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個會場。他當時那么年輕,“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”,就被選為代表,進入了一扇開啟歷史的大門。

他仍存著當年的代表證和紀念刊。脫了線的紀念刊里收錄了他1949年的發言。

“如今我最大的心愿,和70年前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時說的一樣,希望早日看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。”他說。

今年,他慶祝了90歲生日,他的弟弟專程從臺灣到北京為他祝壽。他已極少出門,但仍準時收聽《新聞聯播》,這個時候他會謝絕打擾,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。如此關注外界信息,他解釋,“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鄉還沒解放。”

70年后,田富達還記得,天安門城樓上不準大聲喧嘩,人們站在那里,小聲議論,欣賞盛大典禮和北京的景色。

1949年的北京還沒那么多高樓。這些人從天安門可以看得更遠,他們面前是30萬人,以及一個遼闊的國家。這個國家,從8800多米的海拔高度自西向東傾斜,分成了3個階梯。這個國家,從南到北跨過了5個溫度帶。這個國家,擁有眾多源遠流長的大江大河。這個國家,地球上大多數動植物都能找到棲息之地。

但他們所面臨的,又是一個連年戰爭摧殘過的國家:1949年,中國人的身高要比現在矮很多,人均預期壽命是35歲,新生兒的死亡率是200‰。有的民族還處在原始社會。全國只有11.7萬名大學生,小學的凈入學率只有20%。全國原油產量只有12萬噸。北京街頭上沒有一輛汽車是中國產的。海軍司令員去甲午海戰標志地劉公島考察時,因為沒有船只,租了一條漁船。

甚至在開國大典的閱兵式上,受閱的17架飛機也都是戰利品,為了閱兵效果,有9架飛過天安門后又悄悄折返重飛了一次。4架飛機是攜帶實彈飛行,如遇敵機偷襲,要“立即進入戰斗”。那次閱兵前,受閱官兵接到的命令包括,如遇空襲要原地不動,“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動”。一年之后,北京真的破獲了一起轟動的案件——有人計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國慶日炮轟天安門。這只是新生政權面臨的威脅之一。

這一天,還有一半以上的國土沒有解放。至于臺灣,解放軍對金門島的炮轟要到30年后——1979年元旦《告臺灣同胞書》提出“尊重臺灣現狀、實現和平統一”方針——才會停止。

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了,但9年后才會豎起。士兵們在10月1日這天的閱兵式上接到了新的進軍命令,“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”。其中的很多人將在西南、西北或東南的戰場上,像紀念碑所銘記的前輩們那樣戰死。

在毛澤東的計劃里,奪取全國勝利,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。他所說的“趕考”剛剛開始。1949年3月23日下午,從西柏坡出發之前,他對周恩來說:“今天是進京的日子,進京趕考去。”

周恩來說:“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,不要退回來。”

他說:“退回來就失敗了。我們決不當李自成,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。”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,曾在這座古都建立政權,但只維持了40天。

1949年,中國有132個城市。從農村壯大的執政黨要試著學習接管和治理這些城市。黨的工作重心要實現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。不管是毛澤東還是他的盟友、他的敵人都承認,這會是一個挑戰。“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,他們站在一旁看,等待我們的失敗。”他說。

這一年,到北京訪問的前蘇聯代表米高揚發到莫斯科的電報里,這樣報告他的見聞:“必須指出,我與之會談的政治局委員們在一般政治問題、黨務問題、農民問題和整個經濟問題方面,都是十分內行的,而且是對解決這些問題都很自信。不過他們在生產業務問題方面知識很貧乏。他們對工業、運輸和銀行的概念也很模糊。”

美聯社的一位記者在報道里預言,這個國家太大了,又窮又亂,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,不管他是天使、猴子還是共產黨人。

在10月1日這天,天安門見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:1919年,年輕的許德珩在它面前喊過救國的口號,成為五四運動風云人物;30年后,他經歷了協商建國的整個過程,登上城樓,出席開國大典。

典禮舉行時,許德珩未來的女婿鄧稼先還在美國留學。再過幾個月,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的第9天上,就會啟程回國,日后他將成為中國原子彈的設計者,被同學楊振寧譽為“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”。這年年底,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了“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”。從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,共有1536名高級知識分子歸國。

他們面前,這個國家剛剛從硝煙中“站立起來”。在物質和精神的很多方面,新與舊的交接仍在進行。

但有一點,已經交接得再清楚不過:“北京時間”開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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